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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王夫之唐诗评选的选评思想

时间:2023-04-28 09:00:19 社会文化论文 我要投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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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王夫之唐诗评选的选评思想

    论王夫之《唐诗评选》的选评思想

论王夫之唐诗评选的选评思想

任 慧(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,北京 100029)摘 要:《唐诗评选》作为王夫之诗体选评的代表作品之一,其选诗标准包括重情和贵平两个主要方面,其中,情主诗歌之本质特征,平主诗歌之表现方式,二者相互结合,是为《唐诗评选》的主要诗学思想。在这种思想指导下,其对古体诗格外推崇,尤其表现在《古诗十九首》和汉魏六朝诗人方面。

    关键词:王夫之;唐诗评选;选评思想中图分类号:I207·22    文献标识码:A    文章编号: 1008-6471(2010)04-0119-02   《唐诗评选》作为王夫之诗体选评的代表作品之一,在明清两代凸显卓尔不群之势。其选诗标准包括重情和贵平两个主要方面,其中,情主诗歌之本质特征,平主诗歌之表现方式,二者相互结合,构成了《唐诗评选》的主要诗学思想。

    一

上海龙凤1314 shlf情感,是王夫之于诗歌的基本要求。诗歌创作经由唐诗的巅峰状态发展至宋明以来,多有偏颇之处。在王夫之看来,诗歌作为一种艺术形式,以情感为其主要特征,不能以学理来代替情感,更不能以其他文体或学问来代替诗歌。“文章之道,自各有宜”(评高适《自蓟北归》)。[1](P125)“陶冶性情,别有风旨,不可以典册、简牍、训诂之学与焉也”。[2](P807)“诗以道性情,道性之情也。性中尽有天德、王道、事功、节义、礼乐、文章,却分派与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去,彼不能代《诗》而言性情,《诗》亦不能代彼也。决破此疆界,自杜甫始。梏桎人情,以掩性之光辉;风雅罪魁,非杜其谁耶?”[3](P1441)王夫之对于模糊诗歌与史书的“诗史”类作品不甚推崇,在《唐诗评选》中尤为可见。

    王夫之继承和发展了古典诗学理论中言志缘情的优良传统,提出要由“心之原声”[4](P817)发言而为诗:“诗以道情,道之为言路也。情之所至,诗无不至。诗之所至,情以之至。”[5](P654)情感与诗歌密不可分:“文生于情,情深者文自不浅”(评张巡《闻笛》);“情深文明”(评柳宗元《别舍弟宗一》),然非一切情感皆可入诗。孔子曰:“诗可以兴,可以观,可以群,可以怨。”作为一位杰出的爱国思想家,王夫之非常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,诗人感情注入作品后,应该具有“动人兴观群怨”的作用,同时这四者应该是紧密相联、互相补充的整体,“摄兴观群怨于一炉”(评杜甫《野望》)。

    促成诗歌起到“兴观群怨”作用的情感在注入文字的过程中,需要处理好两重关系:一为情与景,二为情与声。对于诗歌情景关系,王夫之认为“莫非情者,更不可作景语”。情与景之间不能“彼疆此界”(评丁仙芝《渡扬子江》)般生硬相连,只有坚守“即景含情”(评柳宗元《杨白花》),“景中生情,情中含景,故曰景者情之景,情者景之情也”(评岑参《首春渭西郊行呈蓝田张二主薄》),“意志而言随”,方能达到妙合无垠、浑然一体的上上之境。对于情与声,王夫之强调音乐带给诗歌的美感作用,希望感情与声律呼应相生,诗歌声律与诗人内心情感律动有机协调。《夕堂永日绪论内编》卷二有云:“《乐记》云:‘凡音之起,从心生也’。固当以穆耳协心为音律之准。”[4](P825)王夫之对李白《苏武》一诗评价道:“于唱叹写神理,听闻者之生其哀乐。”对于那些脱离诗情而株守声律、徒有声腔空架的作品,则甚为排斥,“诗固不可以律度拘”,认为“声律拘忌,摆脱殆尽,才是诗人举止”。[3](P1535)二王夫之在《唐诗评选》中多次强调钟嵘“以平为贵”的思想主张:“钟嵘论诗,宝一‘平’字”(评张九龄《奉和圣制送尚书燕国公赴朔方》),“钟嵘言诗以平为贵,如此亦无崎岖峣确之态”(评赵嘏《九日陪越州元相宴龟山寺》)。王夫之由此尊崇的“贵平”标准,体现在三个方面。

上海龙凤1314 shlf    首先,多选择诗歌风格平正典丽的诗人,如初唐台阁体诗人杜审言、沈佺期、宋之问等。对于诗歌创作风格复杂多样的诗人来说,王夫之多着眼于其具有“平”之特征的作品,忽略或贬斥非“平”之作,如评论陈子昂《万州晓发放舟乘涨还寄蜀中亲朋》为“自有蕴藉,有风韵,与王昌龄、刘慎虚一派诡放崚嶒语舛异”,再如评杜甫《无家别》为“《三别》皆一直下,唯此尤为平静”。

上海龙凤1314 shlf    而对于那些追求“崎岖峣确”、“不平则鸣”的诗人,则给于毫不留情的批判:“晚唐即极雕琢,必不能及初唐之体物,如‘日气含残雨’,尽贾岛推敲,何曾道得?”(评杜审言《夏日过郑七山斋》)其次,情感平和含蓄,雅致温润。王夫之对于陈子昂、杜甫、白居易等诗人着意怨愤讽刺、慷慨淋漓的作品评价甚低,如评宋之问《发端州初入西江》为“密润纯净,犹有典型,贤于陈子昂敖辟远矣”,而“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”等被评为“定是风雅一厄”的“败笔”(评杜甫《后出塞二首》),即有尚求平雅的因素在内。

    第三,崇尚诗歌谋篇布局顺势而然,纡徐舒缓。如评张若虚名篇《春江花月夜》时亦有言:“其自然独绝处,则在顺手积去,宛尔成章,令浅人言格局、言提唱、言关锁者,总无下口分在。”评李白《乌夜啼》:“直叙中自声色有余。”评杨巨源《长安春游》:“只平叙去可以广通诸情。”对于那些一味讲究谋篇布局、重视起承转合、工于字句、忽视诗歌真性情之作,尤其是近体诗,则颇有微词。

    三

上海龙凤1314 shlf王夫之熔铸于《唐诗评选》中的选诗标准,亦表现于其对古近体诗的态度方面。

    有唐一代,近体诗逐渐取代古体诗的创作规模,锋芒毕露,蔚为风气。大体而言,明清两代的唐诗选本也多选近体诗,符合唐诗的创作情况。根据《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》的考证和统计,明人编选唐诗选本近二百五十部,除去部分已经亡佚或虽存在但不可祥考的之外,辑选古体诗的仅有二十余部,且大多同时选入大量的近体诗作;而专选近体诗的则有五十余部,比例相当失衡。而根据笔者的统计,《唐诗评选》总计选录147位诗人的558首诗,其中卷一为乐府歌行,共有27位诗人的74首诗;卷二为五言古诗,共有34位诗人的107首诗;卷三为五言律诗,共有65人的148首诗,附五言排律,共有20位诗人的36首诗;卷四为七言律诗,共有69位诗人的193首诗。所选古体诗的比例占了三分之一,远远高于有唐一代古体诗创作的整体规模,究其原因,恐和其主张“情深文明”和“以平为贵”的选录标准不无关联。王夫之曾言:“以古诗为近体者,唯太白间能之,尚有未纯处。至用修而水乳妙合,即谓之千古第一诗人可也”。[3](P1402)在王夫之看来,能够继承古诗遗风,妙用古体入近体,达到自然浑如的境界,便可视为“千古第一诗人”,可见古体诗在王夫之心目中地位之重要。

上海龙凤1314 shlf    古诗之中,王夫之于《古诗十九首》更为推崇。“平之一言,乃五言至极处。”[3](P1248)在王夫之看来,古诗之极致在于以平为美,而古诗之极品正是在于《古诗十九首》。《唐诗评选》中多次谈到《古诗十九首》对后世诗歌的积极影响。如评李白《登金陵凤凰台》:“太白诗自《十九首》来,颢诗则纯为唐音矣”;评储光熙《采菱词》:“乃其昭质敷文之妙,俱自《西京》、《十九首》来,是以绝伦”;评韦应物《效陶彭泽体》:“题云‘效陶’,则韦所效陶者此耳,韦他诗多从二张来,乃心直在《十九首》间”,此等多寻常可见。其他诸如称颂《诗经》风雅者亦不在少数。如评元结《去乡悲》:“次山诗唯此不愧风雅。”评王维《出塞作》:“自然缜密之作,含义无尽,端自《三百篇》来,次亦不失《十九首》。”由此,王夫之于唐代诗歌,更为看重初唐之作,一反明代“诗必盛唐”的思想风潮。“永物诗亦作比兴……中晚人学此者愈劳梦想,体物语分巧化工至初唐而止,嗣后不复有继者”(评沈佺期《和元舍人万顷临池玩月戏为新体》),“晚唐即极雕琢,必不能及初唐之体物,如‘日气含残雨’,尽贾岛推敲,何曾道得?”(评杜审言《夏日过郑七山斋》)。据统计,《唐诗评选》中除所选七律篇目于初、盛、中、晚大体平均之外,其他各体都有重初唐、略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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